汶川，映秀，细雨。

　　地处半山腰的“5·12”汶川特大地震遇难者公墓笼罩在蒸腾的云雾中，一排排黑色石碑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石碑前供人祭奠的石槽里，有黑色的灰烬、红色的蜡烛、黄色的菊花……

　　徐红军站在公墓前，凝视着石碑上的名字，不一会儿，他将脸侧到一边，微微仰起头。再转过脸时，已是双泪直流。

　　2012年，徐红军离开映秀到汶川县纪委任副书记后，除了每年5月12日前后，他很少回到映秀，“不是不想，是不忍。”

　　山下，一排排羌族风格的小楼整齐别致。地震10年后，震中映秀，彻底变了模样。唯有漩口中学地震遗址的石刻时钟，指针永远停在了14点28分，耳边低吟的思念曲，很轻易就把人带回到10年前的那个下午。

　　灾难

　　2008年5月12日的14点28分，忙完一场培训的准备工作后，映秀镇副镇长徐红军在镇政府二楼宿舍睡着了。房门外，一个同事正在洗衣服。巨响和摇晃惊醒了徐红军。起初，他以为是不远处正在修建的隧道发生了爆炸。

　　剧烈的晃动中，徐红军光脚跑到了楼梯口，发现前方已经没有去路。他跑回房间，双手紧抓着门框挡住了从天而降的屋顶，让他穿屋顶而出，等他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站在了一堆瓦砾之上。

　　耳边嗡嗡直响，有那么几分钟，徐红军“感觉世界上就剩下我一个人”。

　　“有人没得？”没有人回应徐红军这一声大喊。他光脚踩着破碎的玻璃、砖瓦走出镇政府大门，转弯抬眼一看，整个镇子已变成瓦砾场。幸存下来的人们，满脸惊恐的表情，四处奔走呼喊，救人的声音此起彼伏。

　　同一个时间，隔壁的水磨镇，副镇长何光琼刚下村回到宿舍正准备洗漱。突然，一阵晕眩，她有些站不稳。抬头一看，预制板要掉下来了。“要遭洗白了（四川话，要死了的意思）！”何光琼说，那一刻，她第一时间闪现的是“娃娃要成孤儿了”。

　　预制板砸在了冰箱上，架空的区域刚好够她容身。

　　映秀镇30多公里开外，桀骜不驯的岷江在这里被都江堰一分为二，一条折向东去滋养着四川盆地，一条南下在宜宾汇入长江。

　　地震发生时，都江堰市灌口镇纪委书记郑孟英正在办公室草拟下午镇党委会议的议题。房屋刚晃动时，郑孟英以为是路边的大货车经过引起的震动。

　　晃动越来越剧烈，天花板上有东西往下掉。郑孟英意识到不对，身体刚钻进办公桌底下，一只脚就被倒下的书橱压住了。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是她这辈子经历的“最长的十几分钟”。至今她也不明白哪来的力气，居然将脚抽了出来。

　　救援

　　10年前的下午，当徐红军赤脚站在镇政府旁边的幼儿园时，这里已成一片废墟。他循着哭喊声，透过一个缝隙看到一群孩子被困在预制板倒塌架空的一个三角形区域内。徐红军把缺口砸得更大了一点，跳了进去。

　　“爸爸！”一个声音让他怔了一下。徐红军刚满3岁的孩子在这所幼儿园上学，但眼前的这些孩子脸上都蒙了一层灰，根本无法分辨。

　　徐红军由近及远把孩子拉到手里往外递，不知道救到第4个还是第5个时，徐红军发现拉在手里的是自己的儿子。他用手朝儿子的屁股上狠狠拍了一下就递出去了，接着救后面的孩子。等他爬出废墟时，儿子已经不见了踪影。

　　“当时来不及管他，能爬出来已经是他的造化了。”当天下午，有20多个孩子从这个狭小的缝隙中得救。

　　徐红军带着记者参观这里公墓时坦言，他曾有“私心”想把镇政府遇难同事的遗体全部找到，并排埋葬在一起，但未能如愿。

　　震后救援很紧张，工作部署会经常在午夜才结束。会后，徐红军经常和同事到岷江边走走。走着走着就念叨：今天把哪个（人）挖出来了，哪个（人）还没有找到。说着说着，几个大男人就哭了。

　　地震后第20天的中午，何光琼接到县委组织部打来的电话，映秀镇纪委书记在地震中遇难，组织安排她到映秀任镇纪委书记。

　　挂完电话，家人一边倒地反对：一是砸伤的脚还未好利索，二是当时传言说映秀爆发了疫情，只要染上就没命。

　　距组织部长的电话不到24小时，何光琼向映秀出发了。一边是不时有碎石滚落的山体，一边是翻滚咆哮着的岷江。平时不到半小时车程，何光琼步行了4个多小时。

　　何光琼在一顶彩条布帐篷里向当时的映秀镇负责人报的到，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救灾物资发放和监管。

　　这是一项非常繁杂且困难的工作。震后的映秀物资极度匮乏，求生本能驱使下，每个人都希望多领到一些救灾物资延续生命。

　　“不患寡而患不均”，张家领的泡面是桶装的，李家领的泡面是袋装的，很多细节都可能引起矛盾。能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没有任何纪检监察工作经验的何光琼最开始心里也打鼓。

　　在州、县纪委的指导下，她边干边学，很快稳住了局面。首先建立起救灾物资台账，逐一登记从各个方面输送进来的救灾物资。发放环节，做到每一瓶水、每一包泡面、每一顶帐篷都全程可溯。同时，在临时安置点公布监督电话，不定期进行发放情况核查监督。

　　在郑孟英的印象里，地震那天“黑得很早、雨特别大、天特别冷”。带领一队军人到灌口镇一处倒塌的房屋救援后已是深夜，郑孟英一个人步行回镇政府。

　　路两旁是倒塌的房屋，遇难者的遗体就摆在路边，再加上不知道女儿和年近八旬的婆婆是否还活着，走到都江堰中医院门口时，看到一位镇政府的同事拿着手电筒从对面走了过来，郑孟英冲上去抱住同事嚎啕大哭起来。

　　“我是个女同志嘛，当时其实很害怕，但我不能在群众面前哭，很多人还指望我呢。”回忆这段经历时，郑孟英突然失声抽泣，摆摆手说，“真不好意思，没想到自己会这个样子，原本以为过去了这么多年，很多事已经忘了。”

　　都江堰市龙池镇与映秀镇仅一山之隔。地震发生后，这个镇子与外界的道路、通讯全无，成了一座“孤镇”。

　　“不知道要与外界隔绝多久，我们首先要自救，除了救人，还要把能用的生活物资统筹起来，有计划地发放。”时任龙池镇纪委书记胡涛震后立即把镇上能找到的食品、药品集中到一个中巴车上。

　　地震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伤害，还有心理上的煎熬。胡涛在一本震时日记中写道：

　　“快4天了，30多个人疲惫不堪。我们的家大部分都在市里，但镇里情况急，必须坚守岗位，要求所有人一律不得回市里打听亲友情况。”

　　“5月17日16：20，手机震动了一下，有短信进来，终于有了信号！书记拿起电话说：报告，龙池镇，党在！人在！”

　　地震那天，时任汶川县龙溪乡纪委书记的袁昌林正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参加督察。得知震中在汶川的消息后，他决定回汶川。

　　震落的巨石堵塞了道路，只能步行。沿途，到处是脸上带着惶恐和悲伤的灾民，不时可以看到被巨石砸毁的各种车辆。从壤塘到龙溪，原本1小时的车程，袁昌林走了3天。出现在他面前的龙溪乡已面目全非，全镇80%的房屋倒塌，第一批赶到这里的200名武警正在救援。

　　“当时有心理准备，家人可能都不在了，回去了可能也没用。”袁昌林没有继续往汶川县城的家里赶，而是留下来就地参与救灾，“当时龙溪是那个状况，我实在走不开。”

　　地震过去4天后，袁昌林才得到妻儿平安的消息。但地震发生时身在映秀的哥哥，仍没有消息。

　　袁昌林6岁丧父，比他年长3岁的哥哥很早承担起了家庭重担。长兄如父，袁昌林对哥哥的感情要更为特殊。

　　袁昌林现在还清楚记得，哥哥是5月12号当天早上才从汶川县城回映秀的。前一天晚上，兄弟俩还通了个电话，哥哥在电话里说，等天气热了就带家人去看他。

　　地震后第8天，袁昌林见到了到县里汇报灾情的草坡乡乡长，问他路过映秀时见到哥哥没有。得到的回复是：没有。

　　袁昌林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年近八旬的母亲。又过了几天，他拨通了母亲的电话，说“我哥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哭声从电话那头传来，接着又戛然而止——母亲晕过去了。

　　时至今日，袁昌林再也没有见到过哥哥，连遗体也没有找到。“只能在映秀的地震遇难者公墓上给他刻个名字。对不起他，一直很愧疚。”袁昌林的眼眶湿了，抓起桌上满满一杯啤酒一饮而尽。在他背后，是绿色夜灯照射下奔流翻滚的岷江，顺流而下50公里，就是映秀。

　　重建

　　灾后重建最关键的几年，徐红军一直在映秀镇工作，相继担任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他坦言，“映秀可利用的土地少，产业恢复难，有时感觉灾后重建比救灾还要难。”

　　2010年8月14日，一场泥石流将岷江拦腰截断，岷江水灌进了映秀镇。镇上刚修建起来的房子都浸泡在了水中，两年来的重建成果差点毁于一旦。

　　灾后重建项目很多，大到基建、小到物资采购，打招呼说情的很多，作为镇纪委书记的何光琼感觉压力很大。一次，某领导给她打电话，暗示让某企业承揽一重建工程，何光琼果断拒绝了。那位领导在电话里对她说：“有些事情要想清楚，你小孩还要在这里上班，自己看着办吧。”

　　这些年何光琼查办了不少案件，也“得罪了不少人”，一些以前“耍得不错”的朋友，见面连招呼都不打了。“我问心无愧，抬头看一眼山上的公墓，怎么忍心搞这些小九九？”

　　龙溪乡的重建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地震后一个月，汶川县决定将龙溪乡5000多名受灾群众转移到另一个相对安全的乡镇异地重建。家园虽遭破坏，但灾民安土重迁，并不愿意搬走。袁昌林挨家挨户做工作，不到一个星期，5000多名受灾群众全部转移完毕。

　　然而一个星期后，袁昌林又接到通知，经地质勘探和规划安排，龙溪乡要在原地重建。这意味着，刚搬出来的数千灾民又要回去。

　　搬离龙溪时，很多人把养的猪杀了分了吃，不能带走的东西就扔了，不少人只带了几件衣服就走了，现在又让大家回去谈何容易？袁昌林又一次挨家挨户做工作，不到20天，全部人员又搬回龙溪重建了家园。

　　家园在重生，有的纪检监察干部却永远离开了。

　　身患肺癌的四川省南江县纪委书记王瑛，震后把病床搬到安置点的隔壁，坚持一线工作。灾区的情况在好转，王瑛的病情却在恶化。

　　2008年11月27日，王瑛起了个大早，家人要送她去重庆一家医院做化疗。穿戴整齐后，她让丈夫搀扶着来到厨房，凝视着做早饭的母亲。她帮母亲捋了捋头发，说：“妈，你太辛苦了，今后要多注意身体啊，今天我真不想到重庆去，真不想走啊……”

　　上车前，她问时任县纪委常委张晋平“对地震灾区的交叉检查情况怎么样”。张晋平劝她先不谈工作，好好休养。

　　在距离医院不到20公里的路上，坐在副驾驶位上的王瑛忽然头一偏，没有了呼吸。次日，是她48岁的生日。

　　在灾后重建中离去的还有汶川县纪委书记王继宏。

　　2009年7月7日，王继宏在调研映秀、漩口、三江三个乡镇的灾后重建工作回汶川的路上，肝癌病情突然恶化。半个月后，在成都的华西医院病逝。离世当天，他还给汶川县纪委的同事打电话：你们一个也不许来成都看我，又有一个灾后重建工程要招标，你们要盯紧，绝不能出事。

　　“就是累的，要不是地震，肯定能多活一段时间。那时候不晓得他哪来的劲头，我们经常说，他咋个不休息嘞？”虽然已经过去了多年，谈起王继宏，汶川县纪委常委、县监委委员余雅丽哭了起来。

　　成长

　　映秀重建完成了，徐红军离开映秀的时间也到了。

　　2012年，汶川县委组织部门找他谈话，准备给他调动工作。三个选项中，他选择了县纪委。

　　“不后悔这个选择，我是真心喜欢这一行。”调任汶川县纪委副书记后，徐红军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监督预防工作，“很有意义，那些圆滑的、假的东西我弄不来。”

　　隔壁的理县请他去上廉政教育课，他用了不少的篇幅讲映秀的经历。经历过生死，全程参与了救灾和重建，徐红军认为：“和党员干部们多谈谈这些，是有些好处的。”

　　“哟，徐书记，好久没见到你咯，现在哪儿工作啊？”虽然已经离开了6年，走在映秀街头时，仍然有不少卖樱桃和小饰品的商贩主动跟他打招呼。

　　“生意怎么样哦？”徐红军问。

　　“还可以。”

　　“总书记讲要把地震遗址建成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映秀会越来越好的。”

　　“要得。”

　　10年过去了，郑孟英已经当上了外婆，现在担任都江堰市行政审批局局长。她在“放管服”改革的一线，同样干得风生水起。每年5月12日，她都会喊上过去的同事，找个餐馆小聚。吃饭的时候，大家鲜有谈起过去，更多聊的是孩子，是将来。

　　在家里，郑孟英是被家人称为“最布尔什维克”的那个人。“我现在最容不得别人说共产党不好！这不是唱高调！”她提高音调，“亲历过那段苦难的人们应该都懂！”

　　从震后临危受命就任镇纪委书记，到片区纪工委书记，再到片区纪工委撤销后任水磨镇脱贫攻坚专项巡察组组长，震后10年，何光琼一直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经历过“三转”，巡视巡察全覆盖，监察体制改革，现在奋战在扶贫领域监督执纪一线的她，干的依然是“得罪人”的活儿。对别人送的“铁娘子”称号，她并不领受，“我觉得自己还是蛮有人情味的。”

　　因一张在地震中呼喊群众参加救援的照片，而在当地颇有知名度的郑旭，已从都江堰市纪委常委升任都江堰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监察体制改革后，市纪委监委的工作量增加了不少，一些年轻的同志偶尔喊累，有畏难情绪，郑旭就给他们讲地震中的经历，“从废墟中走到现在，工作中再大的困难都不是问题。”

　　如今，郑旭还分管着单位的组织工作，他对干部严格要求，但不苛求。正如10年前，在大灾面前，有人和他一样，走出机关大门往右拐，直扑学校废墟前去救援；有人往左拐，寻找自己的亲人。无论往左还是往右，“要多一分理解，要多看人性的善良和美好！”

　　也有人10年来依旧在乡镇纪委书记的岗位上“打转”，比如当时的漩口镇纪委书记杨绍春，现在他是水磨镇纪委书记。在他看来，个人的进退留转是“太小的事”，“我们还能参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这是最大的幸运。看着灾区一天天好起来，很有成就感。”

　　5月11日，当记者再次来到映秀镇时，天空已经放晴，一些工作人员正在做第二天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漩口中学地震遗址前，黄色的小雏菊也比前日更多了。

　　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歌声——

　　映秀花开了

　　鸟儿飞来了

　　山清水秀的地方

　　充满生机和希望

　　映秀花开了

　　……

　　（记者 田国垒 实习记者 黄兴华 通讯员 刘迪）